最高检发布意见，要求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惩治与教育相结合，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的工作衔接机制。工读学校作为专门学校的一部分，面临着学该怎么上、课该如何教、人要怎样引导等具体问题。重庆合川工读学校制定完整教育方案、畅通家校交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合力教育矫治。
“人生偶尔会迷航，要坚守心中的善良……”前不久，武意(化名)又回到他熟悉的学校——重庆市合川区工读学校。但这次，他从“学生”变为“老师”，作为一名大学生来与这里的孩子们交流。
5年前，当时14岁的武意经常进出派出所，一年之内，他盗窃20多辆摩托车，家人只好将他送到合川工读学校。
如今，武意走进大学校园，开启新篇章。这背后，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方合力引导。
学校矫治
探索形成“十步管理法”，定制个性化课程表、一对一上课
“昨天的古诗会背了吗?”老师正在给赵宁(化名)单独“开小灶”。见到有人来，12岁的赵宁也不认生，“我已经会背很多六年级的古诗了。”
“孩子年龄大小不一样，学习进度不一样，老师会给学生定制个性化课程表，一对一上课。” 合川工读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何文龙说。学校以基础教育为主，将义务教育课程拆分重整，这成为学校文化课的教学特点。
“小娃儿，有些事也做不得哟……”驻校警务支队的授课警官每周都会给孩子们上法治教育课。法官、检察官们也会给孩子们带来普法宣讲、模拟法庭，为的是“让法律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此外，为了帮助学生回归社会，学校还安排了实践教育和见习教育。“让学生深入一线实训，走出校门，步入正轨。”何文龙告诉记者。
翻看档案室里一摞摞《成长记录手册》，每个孩子的变化跃然纸上：从刚入校的“翻墙逃出学校”“不和老师沟通”，慢慢变成“老师，最近我经常练字”“老师，重庆夏天很热，您要多注意身体”……
合川工读学校创新提出“十步管理法”，从入学的前置分析到最后的见习实践，从立规矩、正行为到法治教育、思想道德培养，从特长爱好到推荐就业跟踪帮扶……构成了一整套教育方案，规范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最大程度帮孩子们矫正行为。
据了解，合川工读学校1980年成立以来，3600余名“问题未成年人”已在这里迷途归航。
家庭关怀
开设家长警示教育培训班、举办亲子活动，促进家庭关系修复
“出学校了你想做什么?”工读学校的老师问向田(化名)。
“回家。”向田毫不犹豫。
得到这个答案并不容易——进入工读学校前，向田与父母关系不太融洽。他经常离家出走，小偷小摸，后因盗窃被送至工读学校。在工读学校，老师邀请向田的父亲到校参加家庭教育培训会和各类亲子活动，一次次沟通后，向田和父亲的关系终于慢慢修复，他对家庭也越发认同。
对迷途的孩子们来说，仅仅有学校矫治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关怀。
“爸，以前对不起你，我好好改……”见到来探望自己的父亲，汪文(化名)忍不住痛哭起来。汪文的父亲早年离婚后，自己忙于在工地上打工，汪文整日在社会上游荡，最终误入歧途。百般无奈之下，汪文的父亲只得将他送到工读学校进行矫正。
“深挖每个学生犯错的过程，最后很多都是家庭问题。”重庆市公安局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匡后鹏分析。
何友荣是学校的心理老师，一次，他让汪文在沙盘上摆出自己想象的场景。一棵树，一个家，一顿晚餐……这让何友荣意识到，汪文对于家庭、陪伴和沟通充满渴望。于是，他也抓住机会引导汪文，“现在遵纪守法，好好学习，将来家庭才能真正其乐融融。”
“健全人格的形成受家庭的影响，父母是第一任教师，家庭是第一课堂。”匡后鹏说，开设家长警示教育培训班和举办亲子活动，要矫正的不只是孩子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家庭关系。
社会接纳
注重保护工读学校学生隐私，帮助未成年人重获自信
从工读学校离开后，武意参加了中考进入高中读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大学。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幸运，有些人仍会重返迷途，其中，社会歧视往往成为重要推手。学生从工读学校结业后，老师们都特别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不能让这段经历成为孩子们发展的绊脚石。”何友荣说。学校试图通过改名字来缓解工读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收效甚微。面对一些异样眼光，工读学校的老师们则“坚守”自己的职业选择，“这些孩子需要有人帮。”合川工读学校老师颜泽琼很坚定。
去年3月，看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后，匡后鹏高兴得不得了，“多一所工读学校，就能给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多一些保护，也能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只要你愿意努力，这些未成年人就有机会被转化、被感动。”
“一个孩子出问题，原因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说，我们不能单靠刑罚与未成年犯罪做斗争，要建立全方位未成年人犯罪处罚和预防措施，帮助这些未成年人获得自信，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