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中国语言学史》《汉语音韵学》《同源字典》《龙虫并雕斋文集》等，主编有《古代汉语》。
王力著《汉语史稿》
【大家】
王力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人们经常评论王力先生“会搭架子”，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他研究中国语言学极为重视系统建构的鲜明特色。说王力先生“会搭架子”，一方面是指他在对汉语进行精细的微观研究基础上成功构建了多种宏观性系统，另一方面是指他对于理论创新有自觉追求，通过成功构建研究汉语的多种宏观性系统，率先揭示了大大小小的中国语言学规律，照亮了语言学星空。
“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原理一生受用
系统是一个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有机总体，由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联系、作用的不同部分构成。语言符号是由不同层级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语言研究中，给一门学科“搭架子”和对其中个别字词句的微观考察都可以是系统研究。郭锡良先生在《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中比较详细地总结了王力先生所创建的中国语言学多种学术体系：“(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法学、汉语史、汉语词汇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创立学科体系的贡献。”王力先生创建这么多学术体系，在世界语言学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有的是原创性的，有的是集大成性质的，都能做到血肉丰满，体系完备，沾溉后人于无穷。
王力先生反复强调系统研究的重要性，总结系统研究给他治学带来的深刻影响。他的《汉语史稿》说“每一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学部门有联系的”，强调不能孤立、片面地研究汉语史，将研究视野局限在汉语史内部;谈到汉语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要“重视语言各方面的联系”，“在语言的构成部分中，语音、词汇和语法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平常我们把这三方面分开来研究或分开来叙述，那只是程序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三方面是截然分开的”。在《汉语史稿》的《绪论》部分，王力先生举“词”这种语言现象为例，指出“词”是意义、声音、形态结构组成的一个整体，“语音的关联往往意味着词义的关联(例如‘小’和‘少’)”，“词尾的产生往往引起语音的轻化(例如‘子’‘们’‘了’‘着’)”，“我们如果不全面地研究这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就不能发现一个词的特征”;汉语语音史部分，第一节就是“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举出联绵词和骈词等证据;汉语语法史部分，特地在开头举出汉语音变构词等证据;汉语词汇史部分，专门举出汉语同源词等证据探讨语音、词汇、语法相结合的研究，都贯彻了这种研究理念。后来出版的《同源字典》更是集中探讨汉语史上的同源词。这种研究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针砭作用。
王力著《同源字典》
《先秦古韵拟测问题》谈到古音拟测的意义：“所谓拟测或重建，仍旧只能建立一个语音系统，而不是重建古代的具体音值。如果拟测得比较合理，我们就能看清楚古今语音的对应关系以及上古语音和中古语音的对应关系，同时又能更好地了解古音的系统性。”王力先生在《我的治学经验》中说：“‘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原理我一生受用不尽。我用这个原理指导我的语言研究，相信是有成效的。”
他认为，哪怕是一个词的微观研究，也必须注意系统性。他对上古音韵母“脂微分部”的研究可以算作微观研究，受到了章炳麟《文始》分出队部的启发，不仅根据《诗经》至南北朝的押韵，还充分运用“语言是一个系统”的原理，做到系统和材料的完美结合。王力先生仔细抽绎以《诗经》为主的先秦韵文，明确清儒所分脂部应该分为脂微两部。传统音韵学有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说法，按现代语言学理论，阴声韵指韵尾是元音或没有韵尾的韵母，阳声韵指韵尾是鼻音m、n、ng的韵母，入声韵指韵尾是p、t、k的韵母。王力先生自觉接受清儒所创阴阳入对转的科学理论，看出清儒的分部，质(韵尾为t)、真(韵尾为n)二韵部的主要元音相同，形成阳入搭配，物(韵尾为t)、文(韵尾为n)二韵部也是主要元音相同，形成阳入搭配，唯独阴声韵只有一个脂部，不能形成一阴、一阳、一入的相配格局。如果将清儒所分脂部分为脂、微两部，那么就能形成“脂、质、真”“微、物、文”这种整齐的搭配，阴、阳、入对转的系统性观念在他进行脂微分部时帮了大忙。由于论证极周密，因此脂微分部很快获得举世公认。再如中古的祭、泰、夬、废四韵，上古常常互相押韵，有人据此给上古音单立一个阴声韵的祭部，这个祭部放到阴阳入相配的格局中显得孤零零的，破坏了上古韵部的系统性格局。王力先生敏锐地发现，这个祭部上古韵文中常常跟月部相押，其他各部也多有中古阴声韵的去声在上古跟入声韵相通的证据，于是他将中古阴声韵的部分去声字归到上古入声，称为“长入”，祭部不独立成部，而是归入月部长入。这样，既解决了祭部的上古归属，又维护了上古韵部的系统性。由此可见，王力先生不为创建理论而歪曲分析具体材料，不生搬硬套，力争观察正确，达到十分精审的地步。《中国现代语法·自序》谈到他在研究中国语法“疑的时期”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当时我的破坏力虽大，建设力却不足;批评人家的地方虽大致不错，而自己创立的理论却往往陷于观察不确”;到“悟的时期”，觉悟到“空谈无补于实际，语法的规律必须是从客观的语言归纳出来的”，要做到“能观其全”，强调观察语言事实必须正确、全面。
创立系统与占有材料、重视例外
《我的治学经验》说：“科学研究并不神秘，第一是要有时间，第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有时间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学头脑才能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这两条经验是王力先生学习和研究实践的总结，朴素表达了他所认定的从事中国语言学系统研究的基本条件。
从事系统研究，必须高度重视构建系统的各种材料，全面搜集、整理，寻求逻辑的自洽，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王力先生28岁时出版《老子研究》，附记写道：“今人喜言归纳，实则恒用演绎。凡利于己说者，则搜罗务尽;不利己说者，则绝口不提。舍其不利己说者而观之，诚确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莫此为甚。余为是篇，于《老子》全书，几无一语未经道及，宜无片面观察之嫌。顾彼此相较，则吾术为拙;往往一语龃龉，全章改作。非不知弃全取偏之易为力，羞而不屑为也。”
《我的治学经验》：“从事科学研究要有科学头脑。对语言研究来说，科学头脑也就是逻辑头脑。”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系统都由概念组成，系统化的概念是获得新知的必要前提。王力先生1934年出版《论理学》，“论理学”即后来的“逻辑学”，说明他对形式逻辑下过大功夫。他重视逻辑和语言，逻辑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他的《逻辑与学术研究、语言、写作的关系》指出，“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思维，或者说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我们搞学术研究”，“只有在综合分析材料之后，才能引出结论”，“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对逻辑的应用非常重要”，要求运用概念有同一性，推理要严密等，重视它们在创建系统中的基础作用。
王力先生博览古今中外相关书籍，特别是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亲炙中外名士，早有负弩先驱之志。他治学高度清醒，自觉储备多方面系统知识，包括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第二是普通语言学。缺一不可。”他以超常毅力，挤出点滴时间，占有极其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充分运用逻辑思维，既有很多精细的微观考察，又精心研究建立学科体系的各种系统和非系统材料，抽丝剥笋，去伪存真，取精用宏，揭示了很多规律，搭起了汉语研究的多种学科框架，创建多学科体系。
研究语言系统，必然面临对非系统部分的例子的分析，也就是对例外的处理。语言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非常便于人们观察系统中夹杂的非系统部分。这些例外，绝大部分直接关涉语言演化，有些跟语言演化无关。治汉语史学科，时空矛盾更加突出，面对的例外更多，必须钻研历代古书才能解决。古书是用古代汉语、古代汉字来记录的，异质成分多，诸如讹脱误衍，还有后人改动的情况。这些例外大多都跟写书时的语言演化无关，治汉语史，必须剔除它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会存在文字错讹和后人改动的情况，如果没有校勘的功夫，以为凡是例外都是反映汉语演变的材料，就会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囫囵吞枣的治学方式，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特别多，我们应引以为戒。
王力先生一直注重材料中的例外，提出利用“系统”的方法来克服“非系统”带来的干扰。《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说：“我们研究中国文法，与校勘学发生很大的关系。古书的传写……另有一种讹误的来源：有些依上古文法写下来的文章，后代的人看去不顺眼，就在传写的时候有意地或无意地添改了一两个字，使它适合于抄书人的时代的文法……我们研究文法史的人，对于这类事实却绝对不该轻易放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严守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凡遇单文孤证，都把它归于存疑之列，以待将来再加深考”，“如果我们在某一时代的史料中，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语句构造方式，那么就不能认为通例，同时也就不能成为那时代的文法。纵使不是传写上的错误，也只能认为偶然的事实罢了”。对于“单文孤证”的语言现象，他提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传写的讹误，二是偶然的事实。所谓“偶然的事实”，指的是还没有形成一条规律，是“非系统”的现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实践有大量用系统方法处理“非系统”的经典案例。古音研究方面，对例外谐声的处理是一个典型个案。瑞典学者高本汉常常据例外谐声反映出来的声母相通现象，给上古音构拟一类声母，这就是复辅音声母。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根据系统观批评高氏的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这个批评很深刻，因为变化“多端”，所以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复辅音的处理方案就显得草率。在语法史研究方面，王力先生对系词“是”产生时代的例证分析也是一个典型个案。他注意到上古有《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一类极个别“是”作系词的例子，属于“非系统”，因此他不将这种例子作为系词“是”产生时代的例证。后来人们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中发现有5例“是”作系词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是”作系词不可能是“传写的讹误”，但没有排除他所谓“偶然的事实”这种可能，也就是还没有成为一条规律，所以他仍然持保留意见。后来人们找到先秦两汉更多古书有“是”作系词的例子，远在10例以上，才可以说彻底论证了战国以后系词“是”已经产生了。在词汇史研究方面，《“江、河”释义的通信》《说“江、河”》二文是利用系统方法克服“非系统”因素干扰而正确分析词义的典型案例。王力先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明确上古“江”专指长江和长江支流，“河”专指黄河和黄河支流，针对一些糊涂认识，指出《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的“江河”只能理解为长江、黄河。
语言的发展，常常带来对旧系统的破坏，这种破坏作用“其来有渐”，表现出某种临界状态，不一定反映新的语言现象的达成。对于例外中涉及语言系统演化的部分，要特别注意这些材料是否真正反映了跟系统的质的区别。王力先生重视例外材料的细致辨析，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用例，他都放到成熟的理论系统中加以审视，彻底弄清其真谛。在他的著述中，这种微观的精细辨析比比皆是，往往凿破鸿蒙，令人大开眼界，至今都是处理例外现象的最佳方案。碰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他提出要根据一个时代的整体语言系统来加以决断，也就是建立历史和系统的观点。如果这些“例外”只有一例，那么，即使它们真正跟共时系统反映的事实有质的区别，但由于是个别用例，因此他就作为孤证对待，“孤证就是缺乏社会性的偶尔出现过一次的例证”，要考虑传世文献具有后人改动的可能，希望找到确凿不移的证据加以取舍，但这不能作为语言演变的确证。如果不属于“孤证”，就确认它属萌芽或残存状态。这样精微的研究，是使王力先生创建的系统血肉丰满的根本保障。
系统地吸收，才能系统地构建
王力先生能在中国语言学研究方面搭起多种学科框架，跟他充分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有极大关系。人们说王力先生“学贯中西”，这只是一个通俗说法。严格说来，科学研究不分古今中外，古今中外都有科学成果，也都有非科学成果。过去，不少人用“学贯中西”来判别一个学人成就的高下，至今还有一定影响，但这不准确。科学的认识应该是：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已知知识或学术精华。
王力先生搭建不同学科的框架，都有中外比较的视野，框架总体和研究思路主要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具体内容采纳我国学术精华甚多。这样安排学科框架的研究理路符合清末新式学堂创办以来的学术取向，将学科内容分为若干部分，有条理地分篇、分章、分节加以叙述，理论色彩远超古代。中国古代语言学重实用，古代语言学家对相关学科做了很多微观和宏观研究，成果累累，足资后人吸收;但他们大多不注重搭建各门学科的理论框架，理论创新常常湮没在材料分析之中。《中国语言学史》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王力先生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主张理论不能脱离实际，要吸取西方科学有用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弃其糟粕;物物而不物于物，反对亦步亦趋。清华研究院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1927年)对此已有明确阐述，《中国现代语法·自序》回顾他研究中国语法“蔽的时期”的毛病：“只知从英语语法里头找中国语法的根据，不知从世界各族语里头找语法的真诠。当时我尽管批评别人削足适履，‘以英文法为楦’，其实我自己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他创立不同学科框架，根据不同研究条件和需要灵活吸收，不同学科体系吸收学术精华的侧重点不完全一样，汉语诗律学、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吸收我国古代相关成果尤多。中国语言学史对我国历代语言学的分析、评价都建立在细读原注的稳固基础之上，往往要言不烦，恰如其分。
王力先生很早就从演变的角度思考汉语史的问题，《中国古文法》已有这方面内容，提出“文法之为物，但赖习惯以成，例不十则法不立;所谓合法非法，当以合习惯非习惯为标准，不当以见于名人之文为标准”，竭力祛除崇古抑今之病，分“古文法”和“今文法”，探讨语言习惯的变迁。《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明确提出“至少该按时代分为若干期，成为文法史的研究”。汉语史学科框架的建立深受欧美语言学，特别是苏联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人就写出了英语史、德语史、法语史、俄语史等著作。王力先生仿照欧洲一些单一语言演变史，主要是苏联多部俄语史著作建立汉语史框架，《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一文详细阐述了《汉语史稿》的借鉴之处。《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采取语音、词汇、语法史的叙述框架，借鉴了欧美著作，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语言》就是采用这种框架叙述语言学的，《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讲按照语音、语法、词汇三部门叙述汉语史，“这样做，是苏联俄语史的做法”。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的一些视角、内容也对西方语言学多所吸收，《汉语史稿》和《汉语词汇史》都有“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和“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吸收了房德里耶斯《语言》的观察视角和部分内容。
王力先生看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汉语材料分析和组成系统的各部分及其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对创建学科体系作用巨大，一反旧时部分学者弃慎思而任情，执偏见为入流，毁万古以趋时的“逢古必反”的研究趋向，客观冷静地将这些优秀成果纳入各种学科框架，这是他开创多种学科的制胜法宝之一。《汉语诗律学》将“汉语诗律的一般常识”和“前人研究”得出的“比较高深的知识”，加上王力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句式和语法”，以及韵律方面的意见整合在一起，构建汉语诗律学系统。《汉语史稿》叙述“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指出：“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必须利用古人语言研究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同源字论》总结既往汉语同源词研究得失，提出“将要谨慎从事，把同源字的范围缩小些，宁缺毋滥，主要以古代训诂为根据，避免臆测”。
王力先生的《中国古文法》已体现出致力于立足汉语材料，构建古代语法系统的追求。他区分“世界文法”和“中国文法”，主张治世界文法要“观其会通，不当限于西文也”，治中国文法“当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明确指出语法研究要揭示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夫文法者，叙述之事也，非创作之事也;习惯之事也，非论理之事也;客观之事也，非主观之事也”。王力先生毕生创建中国语言学多种学科体系，都谨守探寻“客观之事”这个治学的根本原则。无论对既往研究成果的取舍，还是自己得出的新结论，都以是否揭示客观规律为准绳。
科研不等于写文章，只有系统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才是科研。有些感悟式、碎片化的治学成品，可以归到科研成果一类，但常常缺乏全局观、系统观，难以达到深广的境界。追溯王力先生为什么善于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学科系统，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我们可从他的求学历程和学术抱负方面去探讨，但学术抱负又根源于他的求学。王力先生的系统构建，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他很早就系统阅读中西语言学及相关学科那些建立系统框架的著作。据《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的道路的》，他20岁时就开始阅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倘若王力先生没有仔细阅读这些建构系统的著作，他毕生致力于创建中国语言学不同学科体系的事就无从做起。
中国古代不乏建构学术框架的语言学著作，音韵学方面尤其显著。例如上古音研究，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孔广森《诗声类》等等，都建构了各自的上古韵部框架。王力先生之前，章炳麟《文始》《国故论衡》、黄侃《音略》等，都建立了他们的上古声韵系统框架，这得益于他们阅读清代这些上古音著作。王力先生也是深受这些著作的启发，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系统的。据《汉语音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和《清代古音学》等著作，王力先生对顾炎武以迄章、黄的著作都做过非常细致的系统阅读。清末，中国人仿照西方模式，写出一些建立中国语言学分科框架的著作，例如《马氏文通》，王力先生26岁时就详细地阅读了此书，他《谈谈怎样读书》中说：“昨天我看从前我念过的那本《马氏文通》，看到上边都写有眉批。那时我才二十六岁，也是在清华当研究生。”他的导师梁启超、赵元任等，都是善于建构系统的学者。
《我的治学经验》：“我到二十四岁才学英语。二十七岁我开始学法语……五十岁学俄语……我还凭这点外语知识读了一些外国出版的语言学书籍和杂志。”留学法国以后，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语言学著作。西方学者比较擅长系统建构，阅读这些书籍，无疑有助于他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学科系统。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征引了鲁斯洛《法语发音概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后来的《汉语音韵学》，附录部分《汉语音韵学参考书》更征引了多部英法文写的关涉系统框架的著作。方光焘《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造句法〉导读》谈到“王力的书所依据的理论”，明确指出，王力的汉语语法研究“受到房德里耶斯《语言论》一书的理论的影响。同时，他又采纳了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某些学说。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伯森的‘三品说’”，此说有根据。《我的治学经验》写道：“有人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汉语研究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开创性，只是普通语言学原理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唯有真正系统地吸收，才有可能真正系统地构建。为了将中国语言学研究导向深入，我们必须系统地构建，零敲碎打的阅读是不可取的，必须真正系统地阅读中外有用的语言学著作。
继承先贤遗产，不断逼近中国语言学真诠
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的整合和分支是学术发展的两条主线，贯穿整个学术史。王力先生创立各种学科体系的实践，深深地体现了这样的主线。他以构建多种学科体系为己任，珍惜光阴，笔耕不辍，不断提出真知灼见，死而后已，留下近千万字的学术著作，光照学林。
中国语言学的真诠远远没有穷尽，我们需要在王力先生等先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整合中国语言学的不同学科，分支、裂化原有学科，扎实推进，不断逼近中国语言学的真诠，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从这个角度说，王力先生构建中国语言学不同学科体系的实践会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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